特區政府自制訂《二零零七至二零零九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》，當時我們便即時指出該份意向文本，並非一般性的公務員守則或政府內部工作指引；相反，正因為路線圖出台的時間背景、社會因素、建制問題，以及政府內部誘因，明顯使路線圖有一種突出的規範、改革、推前、針對和延伸性，關係「後何厚鏵時代」，甚至第三屆特區政府的管治和行政全局。所以，我們將其「定性」為特區政府成立八年以來的工作經驗和特區內部政制改革的重心。

　　明白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的意義作用後，一方面可以清楚了解到其牽涉之重；但另一方面在推行上，路線圖如何達到制訂之初衷、落實的目標，便不容有失，必須步步為營，以免有所質變。箇中道理與利害，政府當然了然於胸。因此，特區政府便早有部署，特別先後分步成立公共行政改革諮詢委員會、公職服務評審委員會和推行《服務承諾認可制度｜｜評審準則》，而其中《服務承諾認可制度｜｜評審準則》一項，更標誌行政改革路線圖中有關全面評估公共服務質量的正式起步。換句話說，《二零零七至二零零九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》由制訂規劃，轉向正式實踐的階段。

　　至此，可能有很多讀者仍未能弄清兩個委員會、路線圖與服務承諾之間的關係，猶如墜入五里霧中。在此，我們實有必要作出說明，以讓大家清楚掌握四者的辨證和邏輯關係。簡單而言，四者可從功能作用上加以區分；首先，所謂的公共行政改革諮詢委員會，宗旨是就政府制訂的相關行政改革政策提供意見，委員會主席為行政長官，餘下不少於二十四人的委員分別來自政府決策層、社會學者等，明顯該委員會對路線圖具有直接指導作用；其二，公共服務評審委員會的功能，就是負責評審特區公共部門及實體（尤其是服務承諾計劃方面），以助政府部門、人員提升素質和效率，而委員會對服務承諾認可制度有直接評核權，主席為行政暨公職局局長。最後，《服務承諾認可制度｜｜評審準則》是一套統一的標準，以「抱負、使命和信念」及是否貫徹特區施政目標為準則，用意推行行政改革路線圖的執行。在初步區分四者功能後，我們可以得出如下關係：公共行政改革諮詢委員會（指導）↓二零零七至二零零九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（藍圖）↓公共服務評審委員會（審核）↓服務承諾認可制度｜｜評審準則（實踐），從層層分工細明的架設中；不難發現，正因為四者有一定的內部互聯性，使之互為監督與指導，能有效強化本身的功能。當然，在這個緊密架構內，我們清楚知道當局如此大費周章的最終目的，就是希望重新塑造行政形象和素質，以回應社會訴求、消弭新生問題。

　　及此，在我們看來，當局為保證內部改革、提升施政素質，以及強化公務員隊伍觀念等方面能成功有效，起碼是費煞苦心的，這點應該給予認同。但正如我們上文提及，要避免一片苦心有所白費，以及改革有所質變、當局就必須步步為營，小心確保。如何確保？在此我們必須指出，除了重要制度、架構的設置外，怎樣確保這些制度、架構不成為「死物」，便是成功之徑！回首以往，特區政府的確在制度和提升施政作用，效率上推陳出新，但礙於執行時有所失誤或賞罰不明，變相使新政策、新改革力量成為「死物」，無法達到原有目標，甚至落入自欺欺人的局面。

　　以《服務承諾認可制度｜｜評審準則》而言，根據行政法務司司長的批示意向，本屬一條良性規範準則，可有助本地政府部門或實體提升工作效率、素質，表面上應該無可厚非。但最讓人感到不解的，服務承諾認可制度的推行並沒有設定清晰的賞罰界線或扣分制度，一旦受考核部門或實體被列入「不合格的服務承諾持有人」，有關方面只會說明理據，提出建議，以助部門改善後再提出相關認可申請。但問題便由此而生，我們必須提出：究竟在沒有賞罰界線的考核範圍內，部門遵從的推動力出於何處？服務承諾認可制度的意義如何獲得認同？以及建立具認受的積極性等。如果政府沒有清晰的答案，難免服務承諾認可制度會步以往行政改革的後塵，變得徒具條文框架，實際作用欠奉。

　　「萬丈高樓從地起」，服務承諾認可制度是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的先行基礎，亦間接影響公共行政改革諮詢委員會，以及公共服務評審委員會反饋作用，如果基礎不穩，那樣又如何保證三者日後聳立的局面，得到強化、行之有效？